编者按：近日，中国作协特邀有关专家，研讨河北“三驾马车”活跃的创作现象。在当下文学评论弱化的状况下，这种严肃而深入的文学探讨，不仅对作家有大的教益，而且对繁荣文学创作、推动文学批评健康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邀请京冀两地评论家和作家在京举行研讨会，专门就河北“三驾马车”近年来活跃的创作现象，总结经验，寻求答案。
被文坛誉为“三驾马车”的，是河北的三位中青年作家何申、谈歌和关仁山。90年代中期，他们以“贴近老百姓、关注新时代、揭示新矛盾、展现新生活”为其创作主旨，将笔触根植于广大乡村和工厂的丰厚沃土中，真实形象地再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广大农民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拼搏进取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创作出《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大厂》、《大厂续篇》、《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文坛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思潮的代表性作家，得其美名：河北“三驾马车”。河北省政府和人民很珍爱自己的“三驾马车”，给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荣誉，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写作条件。近几年，省作协创造条件，精心安排他们到机关厂矿、海港山乡等第一线采访、挂职锻炼、短期生活，到普通老百姓当中摸爬滚打，取得第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寄希望于他们能继续以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为己任，再度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现在，时间仅仅过了4年，“三驾马车”果真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各自又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再度挺直腰杆站立于文坛。何申的《多彩的乡村》以沉实幽默的笔调，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山乡农民冲破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终于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小说塑造了一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谈歌的《家园笔记》以独特新颖的结构形式、洗炼传神的叙述语言，讲述了燕赵大地上三个家族百年的奋斗史、心灵史和命运史，富于英雄主义激情。关仁山的《风暴潮》以独特的视角描写当代“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的改革生活，将建设热潮和廉政风暴交织在一起，在人与自然的广阔视野里，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颂扬了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情感和真爱，很有气势。这三部书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三驾马车长篇小说丛书”隆重推出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即被文坛领导机关和同行们看好，也被许多读者评价为“三驾马车，名不虚传”。
评论家雷达、何镇邦、陈映实的观点代表了文学评论界的评价，他们指出：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前几年“三驾马车”还有一点点宣传声势上的因素，那么现在这三部长篇的推出，显示了三位作家创作上的飞跃，短短4年时间，“三驾马车”成熟了，前进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表现在：（1）敏锐地观察生活，理性地加以开掘和提炼，其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不但没有降低，反映时代的本质更加迅捷和准确。（2）视野更加开阔，无论是描述昨天还是表现今天，都给人一种浓缩历史的感觉。（3）艺术手法更加成熟，在文体运用和语言表达上，都有新的变化，而且这种新的探索是成功的。
类似这种情况，在文坛是不多见的，以往作家成名以后，再向高处挺进，而且是速度这么快、幅度这么大的挺进，很少很少。每个作家都想写得更好，但作家超越自己是很难的，成名作家超越自己更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三驾马车”能够保持鲜活的创造力，不断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呢？
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介绍说：关键在于他们总是跟生活紧紧地贴在一起，从生活中、从劳动中、从人民群众不断前进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创作的激情、动力和灵感。有时候都很难找到他们，不是下乡去了，就是到工厂去了。而且他们从不以高等人物自居，看着他们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那么和谐，那么如鱼得水，我真是很羡慕。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陈昌本在认真地研读了“三驾马车”的前期和后期作品，并与他们交流意见以后，归结出四个因素：一是他们一贯地贴近时代和人民，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二是敢于面对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不粉饰，不唱高调，实事求是地予以揭示和解决；三是在创作手法上不断创新，老想把作品写得更好，不满足于重复自己；四是格调昂扬向上，给读者、给作家自己，都是一种积极的鼓舞和力量。
作协其他领导郑伯农、陈建功、高洪波、吉狄马加，评论家张韧、蔡葵、封秋昌、郝雨，出版社领导及编辑聂震宁、高贤均、龚玉等从各个不同角度，分析了“三驾马车”不断前进的成因。他们认为：作家们对生活和写作的正确态度，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有的作家很有才华，但不以反映当代火热的社会生活为荣，而是津津乐道于个人狭小的生活空间，把玩个人经历甚至展示隐私；有的作家本来写出过挺好的作品，但在商业大潮中迷失了方向，为金钱折腰，越写越不健康，走了下坡路；而“三驾马车”不跟风潮，不趋时髦，始终坚持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以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推动时代前进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方向正确，态度端正，结果写出了好作品，得到了读者的拥戴。“三驾马车”的创作实践再一次证明：做人民的作家，为社会而写作，这是文学创作的真谛，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对于这些阐释，“三驾马车”自己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想什么呢？
他们在想下一步的创作。以关仁山为例，他早把过去的作品丢在脑后，现在他研究的是面对即将加入WTO的形势，农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准备？作为挂职副县长，他已经到冀东平原的一户户农家走了，看了，了解到了农民们最新的心思：对粮价会不会暴跌的担忧，对中国“精耕细作”式传统生产方式的反思，对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而引起的对土地的怨恨、无奈和割舍不下的十分矛盾的眷恋心情……这一切，已经演绎成一个新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舞蹈》。他说：“农民和土地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和考验，说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科技文明过渡开始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在我们的文字里，给他们立一块纪念碑吧！”这种积极的创作态度，正是对“三驾马车”不断前进的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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